关于秘密安置冈村宁次的安全屋选择，和他在两年前投降签字仪式后居住的金银街上的洋楼不同，玄武湖翠洲的励志社招待所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路。
在军事法庭的初审之前，冈村宁次在南京属于半公开的“软禁”，当时的地点是何应钦安排的，因为那里靠近一个坟场，大白天都没有什么人。但这个地点在他被押解到上海候审后被曝光，因此这次初审不判过后再回来，国防部二厅厅长奉行着藏木于林的哲学，让他和其随行人员住进了接待美军军官的励志社。
这样，无论是冈村宁次出行，还是国民党内军政高层来访，都显得自然，还以为是美国的军事顾问团又来了一个什么专家。
而且玄武湖这地方，贴近自然、闹中取静，冈村宁次本人也很满意，还当面感谢了侯厅长考虑到自己的身体健康。
兰幼因假装游客坐在船上，远远看着那座掩映在繁茂松竹之间的建筑，心里想也是：侯厅长还真是考虑周到。
二厅侯厅长这个人，据她了解，其实不是情报人员出身而是从军队里硬干上来的干部。当年乔鸣羽在驻滇西第五军的时候，他是参谋团的副处长。
但也就是这个缘故，他做情报厅长这个位置，是有人对他的能力颇为质疑的。尤其是最近，一方面是前线军队抱怨来自国防部的军事情报不准确，另一方面，后方原本要抓的重要投共叛将也没抓着，这些都给侯厅长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此，在南京接待冈村宁次这件事上，他卯足了力气，亲自操办，绝对不能搞砸了。
可偏偏，军人思维还是太光明，情报人员是要走在阴暗的沟渠里的。
根据司机赵明源所说，他每次来接冈村宁次，都是从玄武门进入，从环洲开上梁洲，最后在连接着梁、翠二洲的翠桥上等待。桥上有卫兵部署，翠洲便是普通游客唯一不能进入的地界。这种情况下，冈村宁次出现在翠桥上，便是狙击手可以从某处刺杀他的最佳机会。
兰幼因包的游船在湖上绕了一圈，最后在芳桥码头下船，沿着湖神庙、揽胜楼之类的景点一路闲逛，船家兼导游满以为她是个六朝古迹的爱好者，还给她介绍：“这环、樱、梁、翠、菱五洲啊，就是指玄武湖上的五个小岛……”
殊不知，她的脑海中正计算着射击角度、从各个建筑物到翠桥的距离，以及一个狙击手从建筑物背面离开的可能性。
环洲东北岸的佛塔正对着翠桥中段，但是距离太远。她也想过租用游船行驶到湖中央的时候动手，优点是距离可以控制，视野范围更大，但是逃跑的难度太大。梁洲东北岸的观鱼台也是个不错的地点，但是太近了，卫兵可以轻而易举地反击。
最后，她看中了梁洲东南堤的一段长廊，与翠桥处于一个三角形的对顶角的位置。更好一点，是这里一座南朝时期建立的水军操练台。兰幼因估算着从操练台最高处的阁楼到翠桥的距离大概有130米，射击角度可能窄了一点，但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了。
梁洲是以秋菊闻名的，今年照旧要举办菊花展，她确信之后的某一天，这里会人头攒动，如果一个枪手在完成了狙击后从操练台下来，混入赏花的游客，斜对角翠桥上反应过来的卫兵即便立刻就追上来，一时半刻也都会迷失在人流当中。
兰幼因想，任少白，我这是替你超额完成了作业。之后，她重新上了游船，在神策门外拦了一辆人力车，回到了市区。
所谓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文汇报》记者朱颜君抵达了上海，也开始了自己的调查工作。虽然明知障碍重重，但是就像她此前对兰幼因说的，这件事一旦有了公共价值，她就必须要报道出来。
她当然不能直接去求证冈村宁次是不是被从高境庙战犯监狱被偷偷放了出来，于是她想了一个幌子，以报导日前初次公审的后续为旗号，开始在上海各处奔走。她先是联系监狱的典狱长，非常笼统地请求采访关于监狱内人员待遇的相关事宜。典狱长没有同意与她见面，只在电话里草草回答了几个问题，然而，当朱颜君稍稍将话题往具体的服刑人员上转移时，对方就闭口不言了。
接着，她又企图采访参与审判的法庭庭长和检察官，但可能因为公审刚结束不过半月，两位当事司法人员被上海本地记者围攻得厉害，早已杜绝了任何采访。朱颜君压根没有与他们说上话的机会。
但是，在连续蹲守法院的第三天早上，事情出现了一点转机。
她逮住了一个也参与了上个月公审的初级法官，对方很年轻，跟朱颜君说他们不被允许向记者透露关于庭审的细节，所以她也别等了，因为注定等不到她想要的结果。但朱颜君却敏锐地发现他言辞中的一点情绪，立刻拉住他，塞给他一张字条，上面写了一家咖啡馆的地址，请他下班后在那里见面。
“我不会去的，我也什么都不能说。请你等待下一次公审，不要再在这里为难我们这些公职人员了。”
“但如果不会有下一次公审了呢？”
“什么意思？案子还没有判，自然是要有下一次的。”
“可是待审的人都已经不在该待的地方，法官先生，你所想要的程序正义在某些人的操纵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当天傍晚，朱颜君再次在咖啡店里见到了姓陆的年轻法官。在听完她对于早上一番话的解释之后，陆法官根本不相信，因为保外就医是需要经过法院批准的，而他作为直接参与出庭的法官，对此却一无所知。
“我说了，在对待那个人的问题上，并不存在任何正当程序。”朱颜君到底没有在公共场合说出冈村宁次的名字，并且稍稍压低了声调说道，“当时远东军事法庭专门去南京要人，他们都有办法不让他走。”
“你说的他们指的是谁？”
“你觉得呢？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总统——”
“朱小姐。”陆法官厉声将她打断，“你同说我这些不着边际的话，到底是为什么？”
朱颜君看出，他的话语中虽然充满了怀疑，但是神色里却有着探究的意味，于是直奔主题：“我想要写这篇报导，军政大员干预司法公正，我想要你成为一个可具名的消息来源。”
“但我没有给你提供任何消息。”陆法官说。
“你会的。”朱颜君道，“你会回到法院里向你的同事求证，也会去寻找案卷，看看冈村宁次现在不在高境庙监狱一事，到底有没有经过正式的手续流程。”
“你觉得我会把结果告诉你？”
“你不会吗？”
陆法官那个看着她，摇了摇头道：“你的论证顺序是有问题的，你已经预设了答案，但实际上冈……那个人不在监狱的直接证据，你并没有取得。”
“我会取得的。不止是法官懂证据链，记者也懂。这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而你也不会是我唯一的消息来源，所以，我们各司其职，做各自认为对的事。”
陆法官没有说话，他思考了片刻，然后站起身，可视线仍然落在面前这个目光坚定的女记者的脸上。
而这个女记者呢，也微微仰着头，迎着他的“审视”，没有丝毫的动摇和慌张。
“我之后要怎么联系你？”陆法官问道。
朱颜君摸出自己的名片，背面早已写好自己所住旅社的电话和《文汇报》南京分局的电话，微笑道：“静候佳音。”
二人在咖啡馆外分别，朱颜君心情很好地往两条街外的旅店走。她明天还要去见另一个人，是一家中药馆的学徒。朱颜君没见过他，但是帮她牵线搭桥的则是她已有的线人——一个在虹口一带擦皮鞋的小贩，每天背个木箱端个板凳支在街边，之前就是他打听到那家日本人开的诊所里入住了冈村宁次。
而这个学徒呢，则是知道自己的师父给冈村宁次配过一种缓解风湿关节病的补药。朱颜君寄希望于他能成为自己报道里另一个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源。
回到了入住的小旅馆，她与前台掌柜打了招呼。
“朱小姐，下午你有位朋友打电话来找你。”掌柜主动说道。
“朋友？是什么人？”朱颜君不由警觉起来，自己来上海的事只告知了报社，按理说不应该有外人知道才是。
“是位姓沈的小姐。她留了电话，请你回来的时候联系她。”掌柜摊开登记簿，把自己下午记下的号码给她看，“怎么，你不认识她吗？”
朱颜君听到她的姓氏，神情稍稍缓和了，道：“噢，她呀。”她想到自己留过的名片，大概是沈彤打电话去报社找自己，结果被谁转到了这里。
但是她为什么要找自己呢？
朱颜君唯一能想到的，便是她从兰幼因那儿听说了什么。难道她作为国防部内部人员，想要主动跟自己爆料？
思及此，朱颜君立刻用前台的电话拨通了沈彤留下的号码，在短暂的等待后，电话被接听。
“喂？”电话那头果然是沈彤的声音。
不知道为什么，只一个字，朱颜君便好像听出了一个多月前那个惊慌失措的夜晚不同的感觉。但是她没有多想，而是说道：“沈小姐，我是朱颜君。”
“朱记者！”沈彤似乎很惊喜，又很急切，“我等了你一下午的电话——”
“请问有什么事吗？”朱颜君问。
沈彤说：“我知道你在上海，我也知道你来这里的原因。”
朱颜君感到自己的左眼皮猛地一跳。
沈彤继续道：“但是你的行动已经引起人注意了，尤其是我在南京的单位。你知道我在哪里工作吧？”
“知道。”朱颜君情不自禁地回答，并且意识到沈彤并不是来跟自己爆料新闻，而是来提醒她的安危的。她心中一紧，立刻想到难道是刚刚那个陆法官在来见自己之前就向上举报了她，他并非出自正义，而是给自己下圈套？
朱颜君进入报业不过几年，但也听说过不少记者遭到当局迫害的故事。此时，她显然已经被这种可能性吓着了，并且对电话那头来给她透露消息的沈彤深信不疑——她们曾经见过，自己还帮助过她，因此这一回，她自然也是来帮自己的。于是接下来，无论沈彤说什么，她都会不由自主地跟随着对方的思路。
“你现在住在白云旅馆对不对？你得离开那里。”
“你是说，会有人对我不利？”
“我们有过一面之缘，所以我才违反了规定告诉你这件事。”沈彤的声音越发急促，“我现在也在上海，我可能有办法帮你，但你动作要快，我们要打一个时间差，错过了就难办了。”
“那我……我要做什么？”
从这一刻开始，朱颜君彻底失去了方寸。
挂了电话以后，她“咚咚咚”跑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迅速收拾了东西，又“咚咚咚”下楼，在掌柜完全不好奇原因的情况下提前结账退房。然后，她按着刚刚电话里沈彤的指示，从后门出去，过马路、进入永安商场、穿过商场，从九江路的门出来，看到一个卖棒棒糖的小贩，问他买两粒粽子糖。
在给糖的时候，小贩同时还给了她一把钥匙，说：“你朋友在扬子饭店502号房间等你。”
如果不是从那通电话开始，朱颜君就被带入了沈彤营造出来的这种紧张节奏；如果不是兰幼因也在前几天拿着名片来找自己，让她下意识地将二者联系在一起，觉得她们都无歹意；如果不是那个夏夜她们三人共同逼退了那个讨人厌的上尉，使得她对比自己年纪还小的沈彤有种本能的信任……站在九江路和云南路交叉口的朱颜君，都不至于如此轻易地迈入扬子饭店的大门。
又或者，如果她在进电梯之前再慢一点，能够在前台打个电话，那么，等她上了五楼，自己用钥匙打开502房间的门，也不会就此陷入家人、同事、朋友眼中“人间蒸发”的状态。
第二天，她那个在当中医学徒的潜在消息源没有在约定的地点等到她；第三天，军事法庭的陆法官打电话给白云旅馆、《文汇报》南京，都没找到她的人；第四天，朱颜君的父母开始担心，找去碑亭巷的办公室，问他们女儿出差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第五天，报社编辑向警察厅报警，他们的主编和当家记者都失踪了，不是一起，而是分别……
然而在扬子饭店的前台和服务人员的印象里，几天前那位神色匆匆的小姐是自己走进来的，虽然此后再没有露过面，但反正她的房费都按时缴了，旅客在房间里干什么是自己的事，他们可管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