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达到或超过28周的胎儿才进入围产期，在此之前，他们不被认为是生命，引产只要由家庭自主提出，抛弃与扼杀易如反掌。我们甚至会见到这样的报道，父母将嗷嗷待哺、最需要亲人怀抱的、只是嘴唇上有一道裂口的新生儿丢弃，任由他们饿死、冻死，在荒郊野外被蛆虫啃噬，被野狗撕扯。
做了一辈子计划生育工作的钱老姐，那副大大咧咧的脾气难改，每次出门诊回来，都要跷起二郎腿，掰着粗胖的手指头向我们显示，自己又劝退了几个要做人流或者要求引产的母亲。我们打趣地说，照您这么干下去，把病人都赶跑了，咱计划生育病房要喝西北风了，我们这些小医生什么时候才能练成“吸宫大法”。
钱老姐总是哈哈大笑之后，乐此不疲。退休之前，对病人的规劝也愈演愈烈，开始是孩子没毛病的引产她坚决拒绝，后来，孩子没大毛病的引产她坚决拒绝，再后来，孩子没有致死致愚性畸形的引产她坚决拒绝。
在把那些反复规劝无效，仍然坚持引产的女性收到病房后，她又是尽心尽力。
现实生活中，很多医生对于不听自己规劝的病人，会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让她们另请高明，并将之当成自己的个性抑或行医底线。钱老姐则不然，虽然她在门诊秉承“能劝一个是一个”的原则，但是她告诉我们，那些不能劝的女人一定有苦衷，医生不是上帝，不能替病人做决定，人世沧桑，每个人的认知和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医生认为花个万儿八千给孩子做整形手术是小意思，有些家庭偏就真的拿不出这个钱，医生认为自己和身边的人不会嘲笑唇裂修复术后的孩子，不代表这个孩子可以生活在真空里，永远不被嘲笑，甚至她的母亲在此之前，就一直打心眼儿里瞧不上亲戚或者邻居家的残疾孩子。
在歧视消除之前，医生只能把引产做好，尽量不留后遗症，让她们还有机会再生一个健全的孩子，这也是慈悲，虽然医生是往子宫里注射毒药，亲手杀了一个孩子的人。
有钱看病一百个好，凡事金钱开道是否也会适得其反？
这个有钱的爸爸还不如一个没钱的农民，背着铺盖卷挂号排队，排错队挂错号也不怕，几经周折，总会折腾到小儿心脏外科医生的手里，没钱没地位不怕，只要病够重，住院费交得上，总会有充满职业好奇心、充满职业冒险精神、正处于事业上升期、勇于挑战自我的小儿外科医生接手。
孩子在这么小的年纪，就经历世间人事和人性的复杂，被命运的狂潮裹挟，抛起，跌落，差一点粉身碎骨，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这其中经手的每一个人，从孩子的父亲、当地医生，到北京的马刚、老三、主任、郭医生，他们每一个都不是经典意义上的坏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有主观伤害孩子的意愿，但是他们每个人，都如一片有漏洞的瑞士奶酪，具有致命缺憾。而当他们因为一件事走到一起，也就是发生重叠的时候，当每个人进行判断和决策的时候都发生一点点的偏移，就会出现这些奶酪漏洞完全重合的情形，整个事件就会崩盘，结局失控。
固执、恃才傲物、不懂变通的郭医生看似拒绝了金钱的侮辱，彰显了自身洁净的品质，但是他不知道，在将马刚亲手推出门外的时候，也是将患儿亲手推出门外。狂怒、个性不得收敛之时，医生会暂时将医生的本分抛之脑后。冷静下来想，不管病人是什么来路，她终究是生病的人，终究是需要医生帮助的人，如果不是有病，她的父亲又何必动用金钱拷问医生的人性？
也许郭医生会说，老子就愤世嫉俗，宁可被排挤，被边缘化，也绝不“同流合污”。但是应该考虑，一个有天赋有能力的医生如果只想一清二白，两袖清风，醉心于自己小作坊里的那些小研究，是不是太狭隘了？
妇产科学界顶级的医学杂志，同样关注医生的个性和品格，2015年3月号的《妇科肿瘤》专门刊登一篇名为“你开始沉沦了吗？”的文章，着重讨论可能导致已经开始专业化道路的医生面临专业困境的九重障碍，它们分别是拖延、没有重点、完美主义、自私、愤怒、排斥异端、破坏性行为、自我放弃和专业的孤立。在医学事业的上升期，如果医生沿着这九宗罪一层一层走下去，终将走向职业生涯的毁灭。
人活着不能都干大事，总有一些人要安心做小事，而过分正义，不懂变通的做法，在现实生活中也不值得大力提倡，对于任何人，这样一种工作方式都会令其相当辛苦，一个受困于自我障碍和人际关系，还没有获得平稳工作节奏的医生，又如何从容动用爱心和医术去治病救人。
所以，年轻人，不要再无端愤怒，如果真的有能力，你需要为自己的理想暂时放下桀骜不驯，脚踏实地努力前行，开始可能还会觉得难受，但是放下久了，你自然不会重拾那些曾经让你酣畅淋漓，但也皮开肉绽的所谓个性，那时候，你才褪去青涩稚嫩，走向稳重成熟。
老三，一介凡夫俗子，科学工作者却对科学毫无兴趣，甚至丧失最基本的执着与好奇，只将这一高贵的职业当成养家糊口的饭碗，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在决定把病儿交到谁的手上时，他追求的不是真理和真相，或者眼下的最佳，而是时刻提醒自己不要站错队伍，不要带给自己丝毫的坏影响。对于一个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在这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纷繁乱世，指望他能豁出去自己，站在客观立场，完全为别人考虑，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当你决心要将一件重要的事情托付给一个人的时候，除了考察他的能力和忠诚度，还要考虑他的个人处境和做事原则。
能在北京三甲医院坐上科室主任位子的人，绝非一日之功，他们手眼通天，人脉辽阔，在俗世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时候，会让他们偶尔忘记自己在自然科学面前的无知和渺小。小医生在成长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多是技术不精湛，操作不熟练可能导致的初级错误，后果大多不会非常严重。大医生的判断通常具有决策性，和治疗效果密切相关，一旦犯错，多是高级错误，后果严重，甚至不堪设想。
我们甚至忘了口诛笔伐令人痛恨的红包。实际上，只要存在供求失衡，拥有超凡医术的医生就会像某些手握国家权力的高级官员一样，诉诸权力的寻租。即使医生不主动，也会被大环境裹挟，当医院里每天只能空出几个床位，却有上百人等待住院的时候，送红包的人自然会排起长队，这时候，问题不再是收不收红包，而是收谁的红包，哪些红包是有悖人伦无论如何不能收的。不特立独行地随波逐流，每个人在自我约束的界限之内行事，反而成了医生们的约定俗成。
“以后，你还会和这位主任打交道吗？”我问马刚。
“当然要打交道，人家做成人瓣膜置换又快又好，无论病人还是同行都是有口皆碑，我还怕够不上人家呢。”
“他在这个手术上可是走了麦城。”
“那又怎样，世界上有常胜将军吗？作为一个科室至高无上的大家长，在麻醉医生非常隐晦的提醒下，他能立即同意下级医生上他的手术台救场，并且把主刀的位置让出，老实说，人家做人的胸怀和对生命负责的态度都值得钦佩。”
“我一个朋友在国外的一家私立医院做手术，肚子打开，主刀医生说做不了，直接关上。到了北京，我找人给他二次开刀，切得干干净净。一个人就决定‘开关腹’这种事情，在咱们北京的教学医院就不会出现，主刀认为做不了，一定呼叫更高级别的医生救场，一直呼叫到主任也认为做不了，才会关上肚子，不管送不送红包，医生都这样做，因为近百年的传承摆在那里，大家都按规矩来。不让主刀医生成为病人命运的唯一决定因素，这才叫团队和尽力。私立医院里医生独立执业，你做得了的手术就做，做不了的就关上，没人管你，也就没人帮你，更没人给你兜底。我朋友这件事上，我有诸多教训，大型外科手术还得在这种有传承的教学医院做，给不给红包都放心。”
“向上级呼叫容易，向下级求助难。虽然有麻醉医生给的台阶，但是借坡下驴也需要勇气，这一点我是由衷钦佩，没有几个大医生能做到。手术不如想象中成功，但是，主任不逃避，不躲闪，在最艰难的时刻，给予家属最力所能及的关爱和支撑，都说明其强大的个人综合能力。”马刚说。
“可是，他低估了孩子心脏畸形的复杂性，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他犯了错误。”我穷追不舍，作为一个每天都要上几次手术台，每时每刻都在做判断做决策的妇产科医生，我急于知道马刚的想法。
“他对患儿病情的低估，受限于个人能力，更受限于医学的复杂和不确定性，这其中，也有可能掺杂了学生对他毫无原则地马屁忽悠造成的干扰，以及他对学生关照、给予的急切和居高临下。但这都是我们的分析和猜测，在他没有做出个人忏悔之前，我们无从攻击他的职业道德。”
“再有，失败这件事对医学就没有贡献吗，我的张大大夫？”马刚反问我。
我不置可否。
马刚自问自答：“失败和成功一样有意义。主任在经历这样一个手术后，一定会有所改变。他可能从此大力扶植郭医生这样的青年才俊，分给他更多的床位，支持他搞科研，让小儿心脏外科这一重要的心外分支发展壮大。要是不服输，他可以跟从郭医生专攻两年小儿心外，不只是专家，还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杂家和行家。不过，人过四十不学艺，放下身价向晚辈学习这个事儿不容易。或者他能就此认清一个人的局限，彻底不再去动小孩的心脏病手术，把这一块交给更加胜任的人，也是功德。”
外科医生不容易，个性虽有软弱、怯懦、油滑、世故，一旦上了手术台，每个医生都是一个斗士，他们像足球场上卖力奔跑的少年，为了职业精神和个人荣誉，纵使满头大汗，纵使伤痕累累，都要咬紧牙关战斗下去。
我和马刚是老同学，多年的老友，算得上“碳粉知己”，然而我并不赞同马刚的人生哲学。按照社会公平原则，他虽然没有明抢豪夺，貌似还在帮助一些人，有时候，甚至利用自己的医学背景和一颗善于思考、勤于实践的聪明头脑，破解一些医学谜案，但是他侵犯了那些没有能力、没有人脉，也找不到各种关系或者没有能力打点这种关系的普通人的权利。
人类已经进入文明社会，但是对有钱有势者的喜爱乃至钦佩，以及对贫穷卑贱者的藐视，或者至少是忽视，是道德败坏的重大原因，这导致丛林社会的弱肉强食似乎一天都没有真正停止过。作为医生，我不敢说早已参透生死，但是我在保护自己不被吃掉的同时，始终坚持反省和节制，努力成为一个自给自足、张弛有度、不过度侵占社会资源的素食主义者。
对于医疗的前景，我始终心存一份倔强和天真，虽然我对很多东西并不过分和盲目抱以希望，也没有亲身的作为，只是做一个医生的分内之事，但我知道有一批人已经成为改革的先行者，已经在探索和改进。
历史的车轮并非滚滚向前，有时也会犹疑、停滞甚至倒退。很多人花了很长时间，付出极大热情做了诸多努力，但是回头看看，好像还是原地踏步，这让我们时常看不到希望，觉得毫无奔头，甚至失去作为的理由和动力。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坚持，并且有足够的耐心，再过十几年或者几十年，必将是不一样的风貌。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人情社会，只要顶尖医疗资源供不应求，你手里的人脉资源就永远都有用武之地，你的余生都可以继续为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和人民币服务。但是人是必须为明天忧虑的动物，今天如鱼得水，明天就可能无事可做，以后社区医院全面建立，每个中国人都有医疗保险和自己的家庭医生了，你们这些托儿还给谁当守门人去？你难道不想利用这些年苦心经营的人脉资源，干点正经生意？”我问马刚。
“张大夫，还真让你说对了，我早打算改头换面了，正在计划投资一家高端私人诊所，把多年结交的大医生们请来出专家门诊，以后摊子越做越大，还可以建立临床诊断中心、医学会诊中心、大型综合手术室。”
“你这还不是谁掏钱才为谁服务，还不是为人民币服务？”
“商品社会，为人民币服务没有错，给那些愿意花更多的钱享受更加快捷和优质医疗的人服务，也是为人民服务。你别那么愤青好不好，这样起码可以把公立医院的公共资源让出来，让给那些没钱没权又没人脉的普通老百姓。重要的是，我保证医生装进口袋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合法的、不沾鲜血的，不受公众指责，不受道德质疑的。医生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和道德水平都不在社会底层，是高素质阶层，是精英阶层，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医生都是光明正大的高收入、高社会地位人群，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医生不可以？”马刚回答。
“大医生本来就有很多路可以走，原来是飞刀走穴，现在叫多点执业，你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强强联合，赚得盆满钵满。苦的其实是小大夫，每个医学院毕业的医学生都是可塑之才，但是他们并非都有机会公平地接受培训，往往是毕业后分到哪里工作，就是哪里的水平。分到协和接受住院医师培训，就是协和水平，成绩不好运气不佳分到县医院的同学，就是县医院水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才会有今天的全国人民看协和，如果国家把初级医疗保健做好，把基础医疗夯实，谁愿意生个小病就背井离乡，跑到人生地不熟的大城市彻夜排队，还挂不上号？”
“那是国家要管的事儿，不是你我可以改变的东西。你去澳门干两年，回来就跟我一起创业吧。别回协和看7块钱一个的门诊了，号贩子倒你一个号卖500，你连看70个病人才赚490，你口口声声要做一个纯粹的医生，全心享受其中的艰难与快乐，其实只是在为号贩子打工。或者干脆就别回来了，在澳门做顾问医生年薪百万，福利待遇优厚，良禽择木而栖啊，我的张大夫。”
世界纷繁复杂，自信又聪明的人类总是认为可以凭借心灵的秩序性，洞悉和对抗一切。坐在槐花纷纷撒落的树下，我再一次陷入虚空，不知道如何回答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