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是我临床工作的第五个年头，妇科肿瘤博士研究生二年级，处于临床轮转阶段。我当时的职务是住院总医师，简称“老总”，这职位听着不错，虽然大多数时候是使唤丫头拿钥匙——只当家，不做主。
住院总医师超越普通住院医师的地方有二：一是终于可以不再埋首伏案写八股文一般又臭又长的住院大病历，二是终于可以不用再各种拉钩，开始跟着各路名家教授上手术台学手术。
除了查房开刀，老总另一项主要工作，是负责病房里的各种事务性工作，相当于一个具有医学知识的高级秘书。
每天，我要打电话通知新病人住院，本着工作量相对公平、又能兼顾各个医生略有差异的工作能力的原则，把新病人分给下面的住院医师和进修大夫管理。然后是排手术，把一天的手术安排按时间顺序写在白板上，后边标注好谁和谁去给哪个教授的哪台手术拉钩。最后是各种排班：中午连班，化疗班，手术班，门诊班，急诊病房的各种夜班。总之，要给每个时间段的每个岗位都排好兵，让每个病人任何时候有事都能找到大夫。
每天早晨，在查房和去做手术之间大概三十分钟左右的一个狭小时间段，我的主要工作是确认化疗医嘱。时间紧，任务重，我心急火燎，手里恨不得握一根小鞭子，对着手里有化疗病人的住院医生大呼小叫，让他们赶快把自己病人的化疗医嘱开出来，我好在后边逐一核对签字。等我做完这些护士再开始护理专业的三查七对，执行病人一天的治疗。
化疗听着吓人，其实只是化学治疗的简称，是一种使用化学合成药物治疗疾病的方法。除了口服，大部分化疗都以静脉输液的形式完成，也就是打点滴，我们医生一概龙飞凤舞地写成iv drip。
这些化疗药物大多无色无味，但杀伤力巨大。使少了没用，说不定还把恶性肿瘤给逗得产生了耐药性，药也就此不好使了。用多了要命，能直接把病人给毒死了。所以，给药剂量至关重要。
在妇科肿瘤病房时，我鼓鼓囊囊的白大衣兜里又多出一个小型计算器。它粗陋并且毫无设计感，外头是最普通的塑料壳子，后边别一个小号电池，倒是挺沉实，但只能做最简单的加减乘除，是医药代表白给的。老百姓整天骂我们医生丧尽天良，开药拿回扣，我就纳闷了，这些昂贵的化疗药物都是打我们住院医师手里开出去的，都是经过我这老总逐一核对确认过的，除了一灰了巴唧的计算器，除了我们整天累得铁灰的一张脸，咋就从没见过丁点儿别的灰色东西呢？
化疗病人每天早晨大便小便后，只穿背心裤衩，在护士站的体重秤上测量身高和体重，护士把这两个看似普通，却非常重要的数据记录在体温单的左下角，医生根据这两个数据，先拿卡尺计算病人的体表面积，再根据体表面积计算每种化疗药物的剂量。
每天清晨，我都会被三元桥社区大妈们的锣鼓秧歌准时吵醒，跨上自行车之前，我用标准的北京话和楼下大妈打招呼，吃了吗？到了东单，存好自行车，风风火火赶到病房，交班之前，先到病房转一圈，我对着每个今天要化疗的病人问，拉了吗？
要是病人实在没有拉大便的感觉，护士就给她们肛门里来一只开塞露，总之，这屎必须拉。否则肚里的一泡屎尿就可能增加她们的体表面积，直接导致算给她们的化疗药物剂量增加。化疗药物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病人可能就因为早晨少拉了这一泡屎，招致严重的化疗副反应。
核对和确认化疗后，我拎着装满洗发水、沐浴露的洗澡篮子去手术室。经常人都走到病房门口了，又被护士拎回去更改和重新确认一些细节问题。路上碰到不明真相的病人家属，他们常会一边狐疑地打量我，一边毕恭毕敬地寒暄：“小张大夫好，您洗澡去啊？”我也没工夫解释，嗯嗯啊啊地招呼着，急匆匆赶路。
晚上，一天的手术结束，最开心的是能在手术室洗个澡，除了解乏，更重要的是能洗去血液尿液组织液、细菌病毒微生物等各种肉眼看不见的细微崩溅物，免得回家大志一亲脸蛋，把乙肝梅毒艾滋病给嘬了去。顶着一脑袋湿漉漉的头发，回病房的步伐也终于不那么急促，这时，早晨跟我打招呼的家属再遇到我，同样是一弯腰，毕恭毕敬地问候：“小张大夫好，您洗澡回来了？”
敢情我这一天净洗澡了，还好手里的篮子不像菜筐，否则，病人还以为这医生溜出去买了一天的菜。